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绵延千年的农民剥削史,封建朝廷榨干百姓油水的四大招数

2020-11-17 19:36:40   阅读:   发布来源:新梦想学习网

 1853年冬天,太平天国在南京颁布《天朝田亩制度》。该制度规定,天国的男女每人都可以分到一份田地来种 ,但是,所有的粮食收成,“每人所食可接新谷外,余则归国库”,“凡麦噬芋麻 布帛鸡犬各物及银钱亦然”。也就是说,农民只能留下一份勉强维持生存的口粮——成人一石未成人半石 ,其余的都要上缴给国家。

 

不得不说,洪秀全在剥削农民这方面做得实在是太狠了。中国历代王朝,刚刚建政时都会实行轻赈薄赋的政策,以此来安定人心,恢复百废待兴的经济,正如明太祖朱元璋所说,“初飞之鸟,不可拔其羽”。然而,洪秀全一上来就要把初飞之鸟的羽毛拔的一干二净,这导致很多地主和农民望风而逃。

 

绵延千年的农民剥削史,封建朝廷榨干百姓油水的四大招数

 

中国历代王朝,在社会经济恢复之后,都会开始逐步加重对农民的剥削,一直到农民可以承受的极限。在农业社会,一个大一统政权要想维持其运转,以及满足帝王的私欲,最大限度的剥削农民是唯一选择。但是,剥削的方式如果都像太平天国一样简单粗暴,那就必然会动摇帝国的根基。 正如科尔贝尔所言:“税收是尽量多拔鹅毛而少让鹅叫的艺术”。所以,中国古代的政府在剥削方式上大多采用“巧取”,而不是“豪夺”。虽然结果都是农民苦不堪言,但是却可以推迟农民起义爆发的时间,延续帝国的寿命。相比历代帝王拔鹅毛的艺术,洪秀全的拔毛技术显然还需要多加锻炼。

 

一、盐铁专利收消费税

 

对于中国古代政府而言,清查土地占有的状况,是一项相当庞大、复杂、繁重而又零碎的工作,需要投入难以想象的人力和物力。而且在物质投入之外,还需要建立一套复杂的制度,来解决一些技术性的问题。即使如秦始皇,他能统一六国,但是在土地清查方面也是一筹莫展,只得下令“黔首自实田”,让六国老百姓自己呈报土地占有的数额,作为政府征收田赋的依据。你想老百姓都会老老实实的上报真实的土地占有数额?做梦去吧。

 

以秦朝的严刑峻法,尚且做不到清查土地占有状况,更遑论其他的王朝。所以,并非中国古代的政府都不想平均土地给农民,而是实在心有余而力不足。事实证明,洪秀全的“天下田 , 天下人同耕 ”其实也成了一张空头支票。

 

既然无法履亩而税,那就“舍地而税人”,因为人口状况比较好清查,一旦登记在册,按人收税就可以了。但是现实情况还是没那么简单,因为会有士族挟藏人口,人民逃亡隐匿等问题。以明朝为例,“太祖当兵燹之后,户口顾极盛,其后承平日久,反不及焉!” 清朝康熙皇帝为了清查人口,更是直接跟老百姓说,我调查户口只是为了弄清楚国家的人口数据,而不是为了向你们征收人头税,所以大家都别隐瞒了。

 

绵延千年的农民剥削史,封建朝廷榨干百姓油水的四大招数

 

为了填补人口隐漏的问题,早在春秋战国时代管仲就提出了绝佳的解决方案——盐铁专利。管仲说,国家可以通过对人民生活与生产的必需品进行垄断,然后加价销售。无论老百姓怎么隐匿,你总得吃盐吧?你避得了交人头税,但你避不了买高价盐时交的消费税。所以这么一来,政府等于间接收到了所有人的税,而且不用吭哧吭哧的去清查田地和人口。

 

更绝的是,政府不需要包揽盐铁生产和运销的全过程,只需要发个营业执照给商人,让商人自己去煮盐开矿就行了。政府对商人课以重税,商人再把重税转移到盐铁中,最后由人民,尤其农民来买单。这种制度,简洁、高效,是统治者们心头的那一抹白月光。秦朝商鞅变法,主张盐铁官营,结果“盐铁之利二十倍于古”,解决了“军旅之费”,“国赋之急”;唐朝第五琦,这个名字很怪的人,主持食盐专利,将盐价从每斗10钱增加到每斗110钱。从此,唐朝仅用10年左右的时间,盐利收入就从每年40万猛增到600万元——不然你以为唐王朝怎么还能苟延残喘那么长时间。

 

这种专利制度,一方面简化了政府压榨农民的程序,减轻了政府收税的成本,一方面又可以让广大农民一边吃着高价盐,一边没有直接感受到自己所受的压榨。他们可能会怨恨盐铁商人,骂他们是奸商,但不会直接怨恨政府。政府还能得到“利不及民”、“取人不怨”的美名。

 

所以这套好用不贵的压榨制度,一直延续到清末。

 

二、货币地租,谷贱伤农

 

仅仅是通过专利制度来间接压榨农民油水还不够,中国古代政府还有货币地租这么一个设计巧妙的榨汁机。

 

跟货币地租比起来,劳役地租存在着诸如“运粮草一天”这样的难以确定和量化的问题,所以,将劳役折算为固定的货币额度,劳役地租的任意性就会完全消失;而实物地租又存在着运输、储藏和交换方面的限制,不利于提高国家的财政储备能力。

 

所以,货币地租成为帝国的头号选择,汉朝有“口赋”、“算赋”,南朝有“口钱”、唐朝有“青苗钱”、“地头钱”,明清有“金花银”、“一条鞭”、“地丁银”······朱元璋也曾经想建立一个完全征收实物地租的财政体制,但是后来发现实物的储藏实在是太麻烦,最后还是以金、银、钱、钞折纳赋税。

 

政府强迫农民以货币形式缴纳赋税,这就迫使农民只得去市场卖粮换钱。由于同时有大量农民卖粮,必然导致谷价大幅下跌,加剧“钱重物轻”的情况。如此一来,大量增值的货币上缴给政府,政府赚得盆满钵满。又是我们的管仲同志,他率先提出,“凡五谷者,万物之主也。谷贵则万物必贱,谷贱则万物必贵,两者为敌,则不俱平,故人君与谷物之秩相胜,而操事于其不平之间。故万民无籍,而国利归于君也。”

 

然而,与此相对,农民则辛辛苦苦干一年,一朝回到解放前, 白居易诗云,“私家无钱炉,平地无铜山;胡为夏秋税,岁岁输铜钱?钱力日以重,农力日以殚。贱粜粟与麦,贱贸丝与绵。岁暮衣食尽,焉得无饥寒!”而根据顾炎武的记载,明朝时很多农民“岁甚丰,谷甚多,而民相率卖其妻子”。

 

正是因为如此,中国古代从秦汉以后,只有魏晋南北朝实打实的采取过实物地租的政策。北宋时期的王安石,更是主张全面利用商品货币经济增加国家财富,借以巩固中央集权制度。在他变法之后,米、绢价格骤然下跌,出现了“年丰谷贱”,农民倒霉,但是政府却“ 府库充盈” 的局面。

 

当然,政府并非完全采用单一的货币地租政策,毕竟小农经济要靠天吃饭,一旦出现农业歉收情况,谷物价格也会随之上涨。这时政府就会调节货币地租与实物地租的比例,主要向农民征收实物。所以说,政府在压榨农民这笔账上,算得门儿清。

 

根据我的理解,货币地租曾经推动欧洲瓦解封建经济,走向近代文明,正如马克思说的:“在进一步的发展上,货币地租——把一切中间形态,例如小佃农的地租,除开不说——不是使土地变为自由的自耕农的财产,就是导向资本主义方式的形态,导向资本主义和地农业家支付的地租。” 然而在中国,由于封建经济早已在2000多年前解体,导致后来出现的货币地租成为大一统政权压榨农民的重要手段,使得中国的社会再生产能力被泰山压顶,动弹不得。如果不是明末清初从外国流入大量白银,估计农民所受的货币地租剥削会更严重。

 

三、滥发纸币,让你手里的钱变成废纸

 

北宋仁宗年间,国家开始发行纸币,即“交子”,中国也因此成为世界上最早使用纸币的国家。在此之前,中国人使用的都是金属货币。根据凯恩斯的理论,货币金属存在三个无法克服的问题,第一,金属货币生产弹性很小,因为矿山数量有限。由于无法扩大供应,不能满足生产需要,从而导致生产扩大受货币供应量制约;第二,金属货币的替换弹性近似为0,同样导致供应量难以扩大;第三,金属货币本身具有价值,而且具有周转灵活性和流动性,人们乐意储藏,需求旺盛,带来实际流通数量减少,影响经济发展。历史经验表明,金本位时代的经济衰退和萧条频率反而高于纸币时代。

 

前面讲过,由于货币地租的政策,导致“钱重物轻”。“钱重物轻”,所以大家都会在家里存储货币,使得大量货币退出了市场上的流通过程,于是整个国家就出现了“钱荒”的情况,即凯恩斯上面所说的第三个无法克服的问题,这就从根本上违背了国家利用商品经济来增加农业赋税的目的。于是,纸币的发行势在必行。纸币轻便易携,代表着一种先进的货币形态,然而在中国古代,纸币也是大一统政权压榨农民的手段——虽然并非最主要的手段。

 

一开始,北宋的纸币发行配备有准备金制度。然而,到了南宋之时,纸币的发行已经是随心所欲,准备金制度早已被扔进了太平洋。南宋纸币发行量最大的时候,高达亿余贯。南宋灭亡后,元朝继续发行纸币。蒙古统治者不仅仅只识弯弓射大雕,还知道纸币发行必须要有严格的准备金制度。所以,元朝的纸币币值稳定,整体运行良好,马可波罗曾记载,“凡州郡国土及君主所辖之地莫不通行。臣民位置虽高,不敢拒绝使用,盖拒用者罪至死也。兹敢为君等言者,各人皆乐用此币,盖大汗国中商人所至之处,用此纸币以给费用,以购商物,以取其售物之售价,竟与纯金无别。其量甚轻,致使值十金钱者,其重不逾金钱一枚”。

 

然而,随着元朝统治的日益腐败,纸币的准备金制度也形同虚设。为了解决国家的财政危机,元朝政府开始滥发纸币,通货膨胀一发不可收拾,农民被压榨的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,最后只好武装起义。正如元朝末年流传的一首民谣,“堂堂大元,奸佞专权,开河变钞祸根源,惹红巾万千。”所谓的”变钞“,就是指乱发、滥发纸币,它成为元朝灭亡的主要原因之一。

 

绵延千年的农民剥削史,封建朝廷榨干百姓油水的四大招数

 

明朝建立后,于洪武八年开始发行“大明宝钞”。为了强制全国人民使用纸币,朱元璋曾下令罢宝源局、宝泉局,停止铸钱,并“禁民间不得以金银物货交易,违者治其罪”。然而,短短19年,“大明宝钞”就贬值到不足面值的20%,不仅农民叫苦不迭,就连官员都深受其害——因为官员的一大部分薪水都是发给纸币的。

 

直到正德年间,朝廷终于悬崖勒马,不再印发宝钞,恢复了铜钱作为流通货币。

 

相比之下,清朝不再发行纸币,确实是一种明智之举。因为在一个中央集权完全不受制衡的时代,政府很容易就滥发纸币来解决财政赤字问题,从而引起经济危机。与其自我放纵,不如提前自我约束。

 

四、剥削地主,不管土地兼并

 

在中央政府的权力比较强势之时,它可以通过剥削地主来间接的剥削农民。正如某学者之言,“中国封建地产中体现的产权关系包括了国家、地主、农民三级主体:国家拥有法律上的土地所有权(最终支配权),地主拥有经济上的土地所有权(实际所有权),农民拥有部分的使用权和收益权……但在实际层面,国家不可能经常性地、高频率地行使(或是表现)它的最高所有权,地主这一级主体在地权关系中的作用就至关重要。”所以,皇帝没有必要再去管土地的兼并情况,宋太祖就说,“富室连我阡陌,为国守财尔”,土地掌握在谁手里不重要,重要的是如何课征。

 

这个思路其实跟利用商人资本来剥削农民的专利政策一样,都是借他人之手来达到自己的目的。通过剥削地主,国家避免了盯住数量庞大的农民,只要盯住数量有限的地主就可以了。而且,农民会将自己的怨恨投射在地主身上,而不是那个远在天边的皇帝。

 

自从唐朝实行两税法之后,中央政府剥削地主的方式,主要是分割地租。政府不会管地主的营收到底是好坏,它只管伸手。政府索要的赋税越多,地主的压力就越大,因为地主加重佃户地租的空间有限,你再增多人家就不干了,人家会去当自耕农或是去其他地租较轻的地主家。所以在清代时,出现了“富民以有田为累”的情况。

 

宋代的“衙前”之役,就是由地主担任,负责国家赋税的征收,而国家不付给任何报酬。如果当地农民因为避税而跑路,那么所欠的税款就摊派给其他税户。如果其他税户也都跑了,那么所有的欠税都由地主来承担。而地主为了缴纳欠税,就必须对自己的佃户加重剥削。所以,最后为欠税买单的,还是农民。

 

明朝的“粮长”制度,也是如此。粮长制度,即各地以纳粮一万石为一区,选其中“田土多者”的地主担任粮长,负责该区田赋的督收和缴纳,如果完不成任务,也是由地主自己掏腰包填上。当然,最终买单的还是农民。

 

结语

 

事实上,在中国古代,政府压榨农民油水的操作数不胜数,远不止我以上所说的几种。像汉文帝、康熙帝这样屡次大规模免除赋税的皇帝,可遇而不可求。由于农民被压榨到只能勉强维持温饱,这使得他们只能在农业生产上尽量减少投入,这也导致中国的农业生产力水平低下,严重阻碍了中国经济的近代化。

 

对于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而言,“兴,百姓苦,亡,百姓苦”绝非是一句虚言,只是痛苦的程度不一样而已。即使是在比较富裕的宋代,农民的生活也好不到哪去,请看欧阳修的记载的小农生活:一岁之耕,供公仅足,而民食不过数月。甚者场功甫毕,簸糠麸而食秕稗,或采橡实、畜菜根以延冬春。不幸一水旱,则相枕为饿殍。此甚可叹也!

 

农民被巧取,被豪夺,孟子所描绘的“五亩之宅,树之以桑,五十者可以衣帛矣。鸡豚狗彘之畜,无失其时,七十者可以食肉矣。百亩之田,勿夺其时,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”的理想生活,对于农民而言只是一个几千年的梦想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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